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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4年10月
從戰略性思維看香港民主化
從字面來看， 戰略性思維 (strategic thinking) 是指一方在一個或多
個競爭對手的情況下為求達到本身目的所運用的一種或多種特定
的思維／思考方法。由此可見， 戰略性思維這個用詞本身已經意
指一種跟平常有異的特殊思考方法。故此一般人甚至飽學之士對
此一竅不通也不足為奇，因為它在邏輯上跟人們平常所用的不但
不同，甚至在很多地方更是完全相反，這一點可以從 「博奕理
論」 (Game Theory) 中略見一斑。本篇旨在指出大部分香港市民及
泛民主派人士在對大陸的民主訴求中幾乎漠視甚至違反戰略性思
維及相關的戰略原則，筆者希望藉此改善港人在處理該問題的手
法，以令事情得以向一個更有建設性的方向發展。
在進行任何討論之前我們有需要探討一下香港所處身之環境及其
跟大陸的關係。作為 「特別行政區」，香港跟大陸固然並非一般
地方跟中央的關係，但也肯定談不上是對等甚至接近對等的關
係，因此本身根本沒有跟大陸坐下來討價還價的條件。而最能夠
與現今情況比擬的反而是以往帝制中國跟其周邊國家的互動關係
─ 相對於中央與地方的關係，現在大陸跟香港的關係可謂一種宗
主國跟藩屬國的特殊關係: 藩屬國的軍事與外交固然幾乎被宗主國
完全支配，但實際上很多時候宗主國連藩屬國的內政也有干涉的
權利 ─ 儘管這種思維可能已經過時，但一方面大陸的行為邏輯跟
以往帝制中國的並沒有顯著的分別，而另一方面這亦頗為貼切地
反映出大陸在軍事，外交，內政各方面對香港的主導權，故此我
們不妨以這個框架作為之後分析的基礎。
以香港為一個 「藩屬國」作出發點，香港人以法理依據挑戰大陸
的荒謬與無謀可謂呼之欲出：基本法本身的效力一開始已是一個
疑問，而香港嘗試跟大陸在法理上爭辯在大陸方面看來正是意欲
跟中央作平等對話，這對大陸來說是難以接受的。而且在戰略角
度上，法理依據在歷史上作為一個決定性的戰略因素差不多是絕
無僅有，它僅在爭取人心及輿論上為其他具決定性的戰略要素扮
演著輔助性的角色。亦因為如此，港人單以法理依據為支持就滿
以為有足夠的條件迫大陸就範不僅是大錯特錯，同時亦背離了大
部份戰略原則。從歷史中我們可以看出，只要藩屬國肯給予宗主
國面子(例如朝貢)及執臣子之禮，它們從中國所得到的利益(包括
商業利益)跟它們自己最初所付出的代價簡直是不成比例的 ─ 中國
絕少會讓它的藩屬國吃虧的，因為這會影響它的國威，更可況香
港是中國對外的重要門戶，現時大陸賦予香港自由行，更緊密經
貿關係(CEPA)，珠三角整合等機會可說是大陸在可能的情況下以
一種低姿態令香港人學習了解這種 「互惠互利」的互動模式 ─ 在
中方這種程度的讓步下，港人仍未有所領會的話，大陸只好以一
種更強硬，更不留餘地的手法來打壓香港人的民主意願。根據同
樣的邏輯，如果港人企圖讓外國的勢力干預本港民主進程的話，
結果亦只會適得其反，迫使中方不得不先行採取適當的預防措
施。以上種種指出了:
一， 大部分港人對大陸及中國歷史缺乏了解，亦沒有嘗試從
中方及國際角度看整件事情;
二， 單憑法理依據就打算跟中方角力，罔顧其他戰略條件，
這種 「單軌」的戰略只會令中方更易發展出一套 「反戰略」
(counterstrategy)， 人大釋法可謂一例，以致白白浪費了這個本身可
能在以後日子裡發揮更大作用的條件;
三， 誤認爭取香港民主為一個 「零和遊戲」 (zero-sum game)
，忽視了達到 「雙贏」 的可能性，在強弱懸殊的情況下這樣簡直
是自掘墳墓。
雖然以上討論看來可能太過流於消極，但實際上較弱的一方在戰
略上也並非完全不能採取任何積極的行動，中國戰略在這方面尤
有研究。相對於西方戰略所經常主張的「先發制人」，中國戰略
比較偏重於「後發制人」的戰略運用。孫子有云:「軍爭之難者，
以迂為直，以患為利。故迂其途，而誘之以利，後人發，先人
至，此知迂直之計者也。」在今時今日，孫子這句名言當然不能
單以地理性的角度去理解:「以迂為直，以患為利」可說是對較早
前所說明「逆向性邏輯」作一個最直接了當的解釋，而在爭取民
主一事上，香港相對於大陸明顯地處於劣勢，故此港人一開始必
須儘量避免主動出擊，應在明確了解中方意圖和行動與及整體情
況後才「謀定而後動」，但求將形勢一舉扭轉過來。正所謂「勝
兵先勝而後求戰，敗兵先戰而後求勝」， 港人尤其在法理依據的
誘使下， 往往不知不覺間成了「敗兵」， 一味盲目莽進，在條件
不足的情況下求戰。此外，「兵者，詭道也。故能而示之不能，
用而示之不用，近而示之遠，遠而不之近。」在戰略上， 為求達
到隱藏自己及誤導對方的目的，很多時候需要擺出一種跟現實相
反的態勢，而特別是弱的一方，更加不能過早地暴露自己的意圖
及(局部)優勢。要達致「後發制人」，就必須盡可能將所有的優勢
在關鍵性時刻上一氣發揮出來，港人要達到這個目的除了需要戰
略的眼光和頭腦外，統一的指揮/指導也是不可或缺，儘管後者可
能比前者更難以達到。
另一種跟「後發制人」同樣重要而又息息相關的中國戰略觀念為
「勢」。孫子曰：「計利以聽，乃為之勢，以佐其外，勢者，因
利而制權也。」儘管在戰略上凡事以利益為中心，但不論本身是
比較強或較弱的一方也需要創造出一種能為己方達到目的造成有
利形勢的外部態勢，而這種態勢並沒有固定的形式 ─ 「勢
者，因利而制權也」─ 要運用「勢」必先要懂得因應目標而調
整自己的手段，這亦帶出了「勢」的創造與運用並沒有常規可
循。對於「勢」的理解，西方人直到近年才開始談得上有一個大
致的理解，這跟西方人從蘇格拉第起所遵從的「邏輯」
(“Logic”) 有莫大關係：一直以來西方邏輯是「線性」(linear)
的，簡單而言，即凡事的前因後果差不多也能用一般推理推敲出
來。不過在現實生活中，特別是在戰略性的環境下，事情（尤其
是較複雜的）通常也呈「非線性」(non-linearity) 發展，而這是一般
線性邏輯所難以處理和解釋的，而「勢」可說是事情由線性轉化
為非線性的一項極為重要的因素。故此，我們需要具備一種戰略
性思維才能懂得運用「勢」，但這種戰略性思維卻往往超越一般
邏輯的範疇。
以上對「勢」的分析究竟對香港民主化進程有什麼意義呢？香港
在爭取民主化一事上明顯處於劣勢，而較弱的一方的勝機每每取
決於「任勢」──「故善戰者，求之于勢，不責于人，故能擇人
而任勢。」(孫子)。這表示「勢」往往比人為力量更具決定性，但
不為人為力量所直接操縱。無奈香港在民主化進程中非但沒有善
用「勢」，有時甚至反其道而行，明知「不可為而為之」，殊不
知大陸－香港－台灣三方互動當初已提供了一個運用「勢」的絕
佳佈局。
在中國意欲（和平）統一台灣及台灣已民主化這兩大前提下，香
港作為「一國兩制」的實驗場地要達至民主化本應是遲早的問
題 ─ 香港以它的「中介」地位只要努力揣摩雙方的意圖並靈
活地向雙方「借勢」，事情應不會像現時這樣複雜。可惜由於一
部分香港人及泛民主派的操之過急（這當然亦包括港府及中聯辦
笨拙的政治技倆），終令事情變得一發不可收拾：香港令大陸放
棄其對台灣的「啟示」與「招撫」的角色，繼而令大陸－香港－
台灣三方互動陷於崩潰，最後親手毀掉自己的「皇牌」和「護身
符」。在失去其重要的政治作用後，香港在大陸眼中的份量已大
不如前，或已從「對台最前線」變為一個「難治之地」。因此香
港現在需要做的不是「聯美抗中」而是要儘快重建大陸－香港－
台灣三方互動，令一種比「一國兩制」更具彈性及認受性的香港
式民主能重新成為兩岸統一的基礎。否則香港民主化進程在失去
其「借勢」與「任勢」的機會後，企圖單以人力來達到民主化的
成功機會則更為渺茫。
本篇旨在帶出香港民主化問題已不再是一個只關乎是非黑白的問
題，而是一個關於有效性(effectiveness) 的問題；不單是一個純粹
的政治問題，而是一個戰略問題。在一個觀點上是對的事情，在
另一觀點上可能是完全錯誤，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：我們不能
以單一觀點來看整件事，尤其是對我們及香港前途有切身關係的
事情。戰略上，有極多例子顯示出最直接的方法與手段反而最未
能有效地達到最終目的（特別在中／長期問題上）；而看似(最)間
接的路線卻往往能夠把不可能變為可能 ─ 此正所謂「欲速而不
達」，「以迂為直」，「後人發，先人至」。以上乃中國人長久
以來累積下來的戰略智慧，西方在近年之前對此有深入研究的只
有李德哈特(Liddell-Hart)及愛德華‧紐華克(Edward Luttwak)等數人
而已。作為整篇的總結，筆者欲借用老子的「反者道之動」：筆
者雖非常支持及認同民主制度，但道家諸子所提出的「反」為萬
物（道）運行這個觀念，在中／長期的問題上，尤其在包含人類
互動行為的情況下，是一個不容忽視的課題 ─ 儘管這點可能是在
非科學化的情況下所發現，但本身卻是一條非常科學化的法則，
因為歷史上的種種例子（特別在戰略上）已經給予了它最佳的證
據，希望這能為港人爭取民主帶來一點啟示。
